一凡

 

人到晚年会发现时间变得奇怪：年轻时总觉得日子是向前奔跑的，许多人与事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一路远去；可当头发渐白，故人零落，慢慢走到父辈的年纪时，时间却又仿佛开始倒流。你会越来越频繁地想起已经离开的人，想起他们年轻时的样子，并开始忆起那些从前并未在意的细节。甚至忽然想知道：他们当年到底是怎样生活的。

 

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我终于来到德国汉堡St Pauli港，这个七十七年前他曾经学习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飞机降落时，舷窗外是一片灰蓝色天空，云层低低压在港口上空，风吹得很急。五月的汉堡，没有我想象中的明媚，反而带着一种旧欧洲特有的冷清与沉静。街道两旁是深红色砖楼，远处教堂的尖顶，在阴云里若隐若现。而空气混杂有海水、铁轨和旧港口的味道。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父亲仿佛从未真正离开过这里。 七十七年前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青年医生，也是在这样的风里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那时，中国刚从八年抗战长期战乱中挣扎出来。许多知识分子辗转流亡，颠沛半生，父亲也正是其中之一。河大医学院四年级的他弃学从军加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教官总队作为战场军医在炮火中抗击日寇。四年后复学随学校西迁，经历了饥饿、逃难与战争，在动荡年代里看过太多死亡与苦难。毕业留校工作后他并没有停下来，考取全国公派留学生远赴欧洲，先后在瑞士苏黎世医学院与汉堡热带病学院继续研究学习。

 

如今想来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近乎悲壮的理想主义：国家贫弱，个人贫穷，可他们始终相信：中国终究需要现代医学，需要先进科学技术，需要有人把西方的医学知识带回来。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前途漂洋过海，而是背着整个民族的焦虑与希望去世界另一端求学新的知识。

 

 

那一年父亲三十三岁。今天同龄的年轻人也许刚刚完成博士学位，也许正在规划人生。而那时的父亲却已经历过战争、流亡、从军与无数生离死别。

 

我慢慢走进汉堡热带病学院，那栋红砖建筑依旧安静地矗立在那里，岁月似乎没有改变它太多。狭长六格的窗户、棕黄色木门、略显阴暗的楼道，还有老式扶梯扶手，都带着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学术机构特有的气息。踩在一小段木质楼梯上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恍惚感，下一秒父亲就会从楼梯转角处出现：他穿着白色工作旧大衣，夹着实验记录本，神情匆匆地向实验室走去。我知道这只是想象，但也相信人在某些地方真的会忽然与过去相遇。父亲当年研究的是丝虫病，这似乎只是热带医学中的一个专业课题。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许多南方乡村仍深受丝虫病困扰，象皮肿、淋巴阻塞、长期慢性病痛，使很多普通百姓终身无法正常劳动。而他关心想研究的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真实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疾病与苦难。后来我查阅资料时，曾看到父亲当年的研究记录与论文目录：纸张已经发黄，字迹是旧式打字机留下的痕迹。名字那一栏里赫然写着他的中文拚音与魏氐拼音混合体（Paul Chuan Ding)。那一刻我忽然久久说不出话。那个名字我从小看了几十年。小时候它出现在家里的书本上；后来它出现在医院文件与论文里；再后来它被写入家族年谱上。可直到今天我又一次看见这个名字，年青地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的德国档案之中。仿佛时间忽然静止了，我站在那里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原来父亲真的年青过，真的孤身漂泊到遥远欧洲，真的曾在异国的实验室里，一笔一笔写下这些数据。 实验室的工作要求严格，德国教授对实验数据要求近乎苛刻，一个数字错误，就可能全部推翻重做。父亲长时间伏在显微镜前观察切片已成习惯，实验室灯光苍白而刺眼，空气里有药液与酒精混杂的气味。有时为了观察寄生虫他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酸痛，脖子僵硬。深夜里，整层楼几乎只剩下他还在整理数据。但同事之间也并不全是冷冰冰的学术关系，实验室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与学者。有人来自荷兰，有人来自丹麦，有人来自南美殖民地地区，大家用夹杂英语与德语的方式交流。父亲英语并不算流利但德语交流没得说。为了能与同事更好地交流，他也强化英文学习，工作中边学边用。实验记录旁经常夹着小小的英语单词纸条。有位德国技师，看见这个中国青年总是最后离开实验室，经常会把自己准备多的咖啡递给他；还有人知道他生活拮据，会在午餐时故意多分给他一点家里自做的面包。这些微小善意在那个年代格外珍贵。 许多年来我记忆中的父亲，总是沉默而严肃。他节俭得近乎苛刻。吃饭从不剩菜，完后总是用热水涮一下饭碗后喝了。旧衣服补了又补。家里的东西坏了，总舍不得扔。年青时我并不理解。直到今天我才懂得，那一代人曾真正经历过贫穷。而父亲在汉堡留学时，生活尤其艰苦。当时战后的德国尚未恢复，物资紧缺，粮食供应不足，煤炭短缺冬天寒冷刺骨。作为外国留学生其经济状况并不好。他的早餐通常极简单：一块黑面包，一点黄油，一杯很淡的咖啡，有时甚至只是热水配硬面包。实验忙的时候，中午常常顾不上吃饭，真正能填饱肚子时反而是深夜。靠近汉堡港口有一些临时搭建的大棚饭店。那里聚集着码头工人、水手、穷学生与流浪汉。夜里快打烊时会把卖剩下的菜便宜出售。父亲常在实验结束后顶着寒风步行过去。有时是一小份冷掉的土豆炖少的可怜的肉；有时是一碗卷心菜汤；有时只是几块硬面包夹一点咸鱼。那已经是一天里最像样的一顿饭。

 

我特意在夜晚又去看了研究所后边的St Pauli港口,夜风很大, 水面漆黑，远处货轮的灯光在河面摇晃; 附近铁轨边偶尔传来金属碰撞声，海鸥在黑暗中低低掠过，码头边那些旧仓库在夜色里像沉默的巨兽。我眼前忽然出現了七十七年前的场景：父亲实验结束后一个人从大楼出来，穿过冷风中的街道，口袋里没有多少钱，身体疲惫，却仍要去港口附近寻找便宜晚饭。那时的他，会不会也偶尔感到孤独？会不会也在深夜里想家？会不会站在港口看着远方海面，而怀疑过自己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可他终究还是坚持下来了。

 

 

真正陪伴父亲度过艰难岁月的，还有一起居住的同济医学院毕业的邓瑞麟博士。邓先生早些时候在丹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汉堡热带病学院做博士后。北欧生活条件稍好一些，加上他仍有一些节余，偶尔买些奶酪、香肠或者过期罐头回来与父亲一起分享。两个中国青年，在异国寒冷的夜晚，围着小桌吃简单晚餐，热土豆，稀薄的菜汤，简单时只有面包配黄油，可他们仍会谈得很久：谈中国，谈医学研究设计，谈战争后的世界，也谈将来学成以后要怎样把知识带回故乡。有时他们也会谈起家乡食物：河南的烧饼，开封小摊兔头，谈热腾腾的包子与羊肉汤，但说的最多的还是中国南北方都喜欢的红烧肉。说到后来，两个人常忽然沉默不语，因为故乡太远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与今天完全不同，没有视频电话，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方便的国际旅行，写一封家书，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收到回音。孤独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活状态。可也正因为如此，那一代海外留学生之间常有一种特别深的情感。他们彼此照顾，彼此分享，甚至彼此依靠。因为在遥远异国，他们身后站着的是同一个破碎而贫穷的中国。 这次旅行中还有难忘的一个瞬间是在一些旧资料黄纸页被小心摊开时，我忽然看见父亲年青时留下的签名，字迹工整而克制。那不是我熟悉的老年父亲的鉴名，而是一个三十多岁青年写下的名字。我忽然鼻子发酸，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追忆父亲。可直到这一刻我第一次真正触碰到“青年时代的他”。那个年代，他并不是“父亲”。他只是一个远离故乡、生活窘迫、却仍执着于医学研究的中国青年。而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正是因为他当年一步一步走过了那些艰难岁月。离开学院时，天已经晚了，夕阳从云层后慢慢落下来，金色余晖照在红砖墙上。风吹过院子里的树叶，发出细微沙沙声。我站在门口，很久没有离开…. 人这一生其实很短，那些年轻时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岁月终究都会过去；那些曾经在时代洪流中奔波的人也终究会一个个远去。可总有一些东西会留存下来，留在旧实验室昏黄灯光里，留在港口夜风里，留在异国档案馆泛黄纸页里，也留在后人漫长的怀念之中。父亲离开已经很多年，可这次汉堡之行，却让我第一次真正靠近了他：他不再是后来那个沉默、严厉、节俭的父亲，而是那个三十多岁，怀抱理想远赴欧洲的中国青年。也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一生节俭，为什么从不浪费粮食，为什么总把工作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因为他曾真正经历过时代的贫穷与艰难。而那一代人往往不愿诉说自己的苦，他们把一切都沉默地藏在心里。 告别汉堡那天，天气忽然放晴。阳光照在St Pauli港口水面上如碎金般闪烁。火车缓缓驶离城市时，我望着窗外那些渐渐远去的红砖建筑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父亲并没有真正离开，他只是停留在这座城市的某个旧时光里: 穿着旧大衣，夹着实验记录本，在实验室灯下低头工作；在深夜港口的风里与朋友分食简单晚餐；他依旧年青，依然沉默，怀揣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最朴素也最沉重的理想。而我不过是在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循着时间留下的痕迹走到了他年青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