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活在《金瓶梅》的时代？因为书中描写的，远不只是男女之欢，而是钱、权、色如何纠缠在一起：有钱的人攀附权力，有权的人追逐财富，人的身体与感情也被卷入交易。几百年过去，靠关系办事、借权势谋利的人情世故，仍然在我们的当今社会大行其道，和金瓶梅描写的没什么两样。

《金瓶梅》常被当成一部“淫书”。其实，它更是一部写社会的小说。西门庆之所以能为所欲为，不仅因为他贪色，更因为他有钱、有门路，懂得结交官员，也懂得让身边的人替他办事。他开药铺、做买卖、出入官场；家里的饭桌与衙门里的公案，看似是两个世界，实际上彼此相通。钱能敲开权力的门，权力又能替钱解决麻烦。

西门庆看上潘金莲，便拿银子请王婆从中牵线。王婆熟悉街坊，知道武大郎何时出门，也知道怎样安排两人相见。后来武大郎死了，收殓尸首的何九看出情形有异。西门庆又请他喝酒、送他银子，叮嘱他不要声张。何九心里明白，却惧怕西门庆的势力，最终遮掩了疑点。钱先替西门庆的欲望开路，又替他犯下的罪行善后。

宋蕙莲与来旺儿的遭遇，更让人看清钱和权落在西门庆手中，会怎样改变别人的命运。宋蕙莲是西门庆家人来旺儿的妻子。西门庆与她私通，随后设局指控来旺儿持刀行凶、偷换银两，把他送到提刑院。宋蕙莲看出丈夫遭人陷害，跪在西门庆面前辩解，愤而质问：“恁活埋人，也要天理。”然而，西门庆早已给审案的人送了礼。来旺儿到了堂上，说出自己蒙冤的缘由，换来的却是责打和收监。

西门庆是来旺儿的主人，能决定他的生计；他有钱，能打点审案的官员；他想占有宋蕙莲，便能让她的丈夫背上罪名。来旺儿不是没有开口，而是没有人肯听。宋蕙莲也不是不知道真相，她知道，却救不了丈夫。

读到这里，一段古代家宅里的故事，为什么会让我们联想到今天？当一个人能左右别人的工作与前途，还能影响裁断是非的人，弱者该如何反抗？当一个人终于有机会申辩，听他申辩的人却早已收下对方的好处，这样的申辩还能起什么作用？

苗青案则把西门庆身边的利益网络展示得更完整。苗青与船夫合谋杀害主人，案发后急着找人脱罪。有人告诉他，西门庆的外室王六儿或许能帮忙。于是，银子和衣服先送到王六儿手中；替她传话的玳安也开口索要自己的一份。西门庆得知案情后，最初送来的五十两银子没能让他答应。苗青只好变卖货物，筹出一千两送上门。西门庆收了礼，再与夏提刑商量如何处置案件，并把银子分给他。

一桩人命案，竟有介绍人、说情人、传话人、收礼人和分账的人。王六儿与西门庆的亲密关系，成了苗青接近权力的通道；西门庆手中的权力，又替这层关系换来了钱。至于被杀的苗天秀，以及侥幸活下来、四处告状的小厮安童，他们所求的是公道，在这群人眼中却成了需要摆平的麻烦。

书中那套逻辑，今天依然在当今社会里面经常看见：办事先找关系，做生意先找靠山，遇到麻烦先想谁能替自己说上话。有权者得到利益，有钱者得到方便，夹在中间的人则靠介绍、传话、安排饭局分得一杯羹。

中国人看重人情，本来无可厚非。亲友有难，伸手相助，是人情；对陌生人的困境存一分体谅，也是人情。但如果凡事都要靠关系、靠花钱打点，靠关系就能绕过规则，那么没有钱、没有关系的人该怎么办？

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这种不公渐渐见怪不怪。有人说，社会本来如此，不找关系就办不成事；有人说，别人都送礼，自己不送就要吃亏。说这些话的人，未必都赞成这样的风气，有些人也许只是害怕自己被挡在门外。可是，当越来越多人被迫按同一套规矩行事，这套规矩就会变得更加牢固。而不觉得荒诞了。

《金瓶梅》深刻的地方，在于它写的不只是一个西门庆。它写出了一个人怎样利用社会风气得势，也写出了周围人的迎合、沉默与分利，怎样让他越走越远。西门庆当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若没有收钱的王婆、选择噤声的何九，以及那些肯收礼办事的官员，他也无法如此顺利地得到想要的一切。

四百多年过去，我们的衣着、城市和生活早已改变。然而，只要有人相信凡事都可以找门路、谈价钱，只要权力仍能替金钱和欲望开路，我们就还没有走出金瓶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