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美国外交史上有一个反复出现、却很少被放在一起观察的现象：一些处在共产主义或其他敌对力量最前线、并且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支持的盟友，在最危险的时刻，恰恰遇上了来自华盛顿的削弱、施压或者撤退。而当我们继续追问这些决定是谁作出的，又会发现一个不能轻易忽略的政治规律：在蒋介石、吴庭艳、南越、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巴列维伊朗这些案例中，推动政策改变的关键力量，多次来自民主党总统，或者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盟友都是自由民主的典范。蒋介石、吴庭艳、朴正熙和巴列维各有严重问题；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归因于美国民主党。但是，外交政策判断的真正问题从来不是“这个盟友完不完美”，而是：当你决定削弱这个不完美的盟友时，谁会取代他？
美国战后外交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
一、第一幕：“谁丢掉了中国”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国共内战重新爆发。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属于民主党。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帮助国民政府，事实上战后仍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和运输援助。但是杜鲁门政府同时派遣马歇尔赴华调停，力图促成国共停火和政治联合，并在1946年暂停过对中国的军火运输。美国国务院保存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甚至专门将这一时期列为“suspension of arms shipments”，说明这并不是后来的政治传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政策。
美国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国内战不能靠美国无限投入解决，蒋介石政府内部也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通货膨胀、军事指挥和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只要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就一定能够赢得内战”。但是另一个问题同样存在：美国是否严重低估了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控制之后，对整个亚洲力量平衡意味着什么？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以后，美国国内很快爆发著名的“Who lost China?”争论。这场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并不只是因为美国“失去了一个国家”，而是因为短短一年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随后直接出兵，东北亚的战略格局由此彻底改变。
我们无法证明“如果蒋介石守住大陆，朝鲜战争一定不会发生”。历史不存在这种可以验证的实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1949年中国大陆共产化，使苏联、北朝鲜和后来参战的中国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战略环境。因此，“谁丢掉了中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党争。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以后几十年不断重复的问题：美国为了避免支持一个存在大量问题的盟友，是否有时低估了这个盟友垮台以后出现的力量真空？
二、肯尼迪与吴庭艳：美国亲手参与拆掉自己的支柱
如果说中国内战的结果有大量中国自身因素，那么1963年的南越就更加直接。吴庭艳不是美国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家。他实行威权统治，家族政治严重，佛教徒危机又进一步损害了他的政治基础。肯尼迪政府因此越来越不满，希望南越出现一个更有效、更受欢迎的政府。问题是，美国最终做了什么。美国官方历史文件已经明确记载，肯尼迪政府对推翻吴庭艳的军事政变给予了默许。吴庭艳随后不仅被推翻，而且被杀害。美国并没有直接下令处决吴庭艳，因此把这件事写成“肯尼迪命令杀死吴庭艳”并不符合现有档案；但说华盛顿为推翻这个盟友打开了政治绿灯，则有充分史料依据。
华盛顿显然认为，换掉吴庭艳以后，南越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率、更容易合作的政府。结果却恰恰相反。吴庭艳死后，南越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而是进入连续政变和政治动荡。美国随后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一个很难相处但能够维持基本政治秩序的盟友被除掉了，而美国却没有准备好能够真正替代他的政治力量。这恰恰是以后美国外交不断出现的危险思维：只看到现任盟友有什么问题，却把“推倒以后怎么办”当成第二个问题。
可在外交中，第二个问题往往比第一个更重要。
三、南越不是先输掉战争，美国才离开
越南战争后来形成了另一种常见叙述：美国在战场上失败，国内人民厌倦战争，因此撤军；南越失去美国保护以后自然垮台。这个叙述只说对了一部分。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以后，美军已经基本退出越南地面战争。此时真正决定南越还能维持多久的，不只是战场，还包括美国是否继续提供武器、弹药、燃料和空中支援。而这时美国国会已经长期由民主党控制。第93届国会（1973—1975）众议院有243名民主党议员、192名共和党议员；1974年水门事件后的选举更使民主党优势大幅扩大，第94届国会众议院达到291名民主党议员对144名共和党议员。参众两院也都由民主党掌握。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背景，因为国会控制预算。福特政府为1975财年申请14.5亿美元南越军事援助，国会最终拨款只有7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当时的内部评估非常严厉：这一水平可能使南越陆军的总体能力降到1974财年的约40%，空军降到约5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南越最后的失败不能简单描述成“战场上打不过，所以美国不再支持”。更准确的顺序是：美国先撤走主力作战部队，国内反战力量随后进一步限制美国重新介入的可能，国会又压缩南越援助，最后北越在美国已经没有政治意愿重新参战的条件下发动总攻。
南越当然存在腐败、指挥失误和内部政治问题，这些因素都不能忽略。但是一个长期按照美国军事体系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弹药、燃料、空军零件和后勤体系突然大幅减少以后，其作战能力下降也绝非偶然。所以1975年白宫主人虽然是共和党总统福特，但如果仅仅以此证明“南越陷落与民主党无关”，就忽略了美国宪政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总统能够要求援助，真正决定钱能不能花出去的是国会。
四、美国国内反战，改变了战场上的计算
越南战争还有一个更深的教训：民主国家的战争不仅在前线进行，也在国内政治中进行。到1970年代，美国社会的反战情绪已经极其强烈。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不愿继续投入越南，美国政府内部文件甚至明确把持续的反越战情绪列为外援支持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越当然能够看到这些变化。因此，真正发生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军事循环：战争拖延导致美国国内支持下降；支持下降导致援助和军事承诺减少；承诺减少反过来改变北越对战争成本和美国重新介入可能性的判断；这种判断最终又影响战场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仅仅用“美国打输了越南战争”无法完整解释1975年。美国真正输掉的首先是继续战争的国内政治意愿。战场上的结局随后才发生。
五、卡特又把同一种问题带到了韩国
1977年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上台以后，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人权被提升为外交政策核心原则之一。美国国务院自己对卡特外交政策的总结毫不含糊：卡特拒绝继续忽视美国盟友侵犯人权的问题，并且尤其对韩国、伊朗、阿根廷、南非等国施加压力。
这个原则从道德上很容易理解。问题仍然是现实政治。韩国当时面对的是拥有庞大军队的北朝鲜，而北方背后还有苏联和中国。卡特却提出在四到五年内撤出驻韩美国地面部队。美国自己的外交档案记录得非常有意思：这一决定不只是让韩国担忧，连东南亚盟友也开始怀疑，美国是不是又准备重复越南战争之后的撤退模式。美国官员在报告中记录，有亚洲官员把这种担忧概括成：先给盟友一阵援助，然后“walk away”。
卡特政府当然也强调，撤军会是渐进的，美国仍会维持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并加强韩国军队装备。因此，不能说卡特准备“放弃韩国”。([美国历史网站][6]）但问题仍然值得追问：为什么美国刚刚经历西贡陷落不久，就再次向亚洲盟友发出了可能减少军事承诺的信号？
亚洲盟友当时已经替美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担心的从来不仅仅是韩国，而是美国是否正在形成一种外交模式。
六、巴列维：对盟友的缺陷看得很清楚，对后来者却判断失误
伊朗可能是这种矛盾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绝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美国自己的情报和外交文件也认为，巴列维高度集中权力，压制政治竞争。卡特政府因此把人权压力施加到伊朗身上，这与卡特整个外交理念完全一致。美国国务院今天对卡特政府的历史总结仍明确指出，其人权外交特别针对韩国和伊朗等盟国。
但这里必须把历史事实说清楚：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卡特“扶植霍梅尼”，也不能简单地说卡特命令巴列维下台。伊朗革命有深刻的国内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原因，美国政府内部在革命期间实际上也存在严重分歧。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政策结果。一个虽然威权、但坚定亲美、与美国安全体系高度合作的伊朗消失以后，接替它的不是一个更自由、更民主、更亲西方的伊朗，而是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革命成功几个月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52名美国人被扣押444天。
因此，对卡特政策最有力的批评不是“他创造了伊朗革命”，而是：美国政府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一个盟友为什么不符合美国价值观，却没有能力确保这个盟友倒台以后出现的制度会更符合美国的价值和利益。
从结果看，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战略代价。
七、为什么这种模式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民主党主导时期？
把蒋介石、吴庭艳、1970年代的南越、朴正熙时期的韩国和巴列维放到一条时间线上，就会发现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共同点：民主党政治传统中的一部分外交思想，更倾向于把人权、政治改革、反殖民、限制军事介入以及降低海外战争成本放在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这些价值本身并非没有正当性。问题在于，当这些原则面对冷战时期极其残酷的现实选择时，它们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政策偏差：对盟友的缺陷极其敏感，对敌人的性质却容易采取一种更加乐观的判断；非常担心支持一个威权盟友的道德成本，却可能低估这个盟友垮台之后的战略成本。
吴庭艳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死并没有给南越带来自由民主；巴列维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倒台也没有给伊朗带来自由民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国大陆后来建立的制度显然也不是华盛顿1940年代自由派所希望出现的西方式民主。
这才是这些案例真正令人警惕的共同点。“不完美”并不意味着替代者一定更好。外交政策尤其不能把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忘掉。
八、美国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模式不能无限扩大。民主党并不是美国每一次外交失败的唯一责任方，共和党政府也犯过严重战略错误。尼克松推动美国从越南撤军；美国后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战争也跨越两党政府。卡特本人还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这是其外交生涯中公认的重要成果。
所以，历史并不能支持一个简单命题：“民主党外交必然失败，共和党外交必然成功。”但历史确实支持另一个更具体、也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在二战以后美国若干次最严重的盟友危机中，民主党总统或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如此频繁地成为削弱美国既有盟友政策的推动力量？
1946年的中国军火暂停，1963年肯尼迪政府对吴庭艳政变的态度，1974—1975年民主党国会对南越援助的削减，1977年卡特的韩国撤军计划以及对伊朗等盟友的人权压力，并不是后来者为了党争拼凑出来的故事，而是可以在美国政府自己的历史档案中找到的政策记录。
真正的历史教训因此并不是美国应该无条件支持任何一个自称反共、亲美的政权。盟友如果腐败、残暴、失去社会基础，美国当然必须考虑风险。但在决定抛弃一个盟友以前，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必须回答：替代他的究竟是谁？如果答案不知道，或者答案可能是共产党政权、伊斯兰革命政权以及其他更敌视美国的力量，那么“摆脱一个不完美的盟友”就未必是一种进步。它可能只是把一个已经知道的问题，换成一个更大的问题。
回望过去八十年的美国外交史，蒋介石、吴庭艳、南越、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和巴列维留下的共同警告也许就在这里：外交不是寻找完美朋友的道德竞赛，而是在一个充满不完美选择的世界里判断，究竟哪一种结果对本国以及整个战略体系代价更小。
一个大国最昂贵的错误，有时不是选择了一个不完美的盟友。而是因为嫌他不够完美，亲手削弱了他，最后才发现，站在他原来位置上的人远比他危险。
美国的盟友为何一再被民主党抛弃
青海 (2026-09-16 07:47:58) 评论 (2)二战以后，美国外交史上有一个反复出现、却很少被放在一起观察的现象：一些处在共产主义或其他敌对力量最前线、并且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支持的盟友，在最危险的时刻，恰恰遇上了来自华盛顿的削弱、施压或者撤退。而当我们继续追问这些决定是谁作出的，又会发现一个不能轻易忽略的政治规律：在蒋介石、吴庭艳、南越、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巴列维伊朗这些案例中，推动政策改变的关键力量，多次来自民主党总统，或者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盟友都是自由民主的典范。蒋介石、吴庭艳、朴正熙和巴列维各有严重问题；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归因于美国民主党。但是，外交政策判断的真正问题从来不是“这个盟友完不完美”，而是：当你决定削弱这个不完美的盟友时，谁会取代他？
美国战后外交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
一、第一幕：“谁丢掉了中国”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国共内战重新爆发。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属于民主党。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帮助国民政府，事实上战后仍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和运输援助。但是杜鲁门政府同时派遣马歇尔赴华调停，力图促成国共停火和政治联合，并在1946年暂停过对中国的军火运输。美国国务院保存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甚至专门将这一时期列为“suspension of arms shipments”，说明这并不是后来的政治传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政策。
美国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国内战不能靠美国无限投入解决，蒋介石政府内部也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通货膨胀、军事指挥和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只要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就一定能够赢得内战”。但是另一个问题同样存在：美国是否严重低估了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控制之后，对整个亚洲力量平衡意味着什么？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以后，美国国内很快爆发著名的“Who lost China?”争论。这场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并不只是因为美国“失去了一个国家”，而是因为短短一年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随后直接出兵，东北亚的战略格局由此彻底改变。
我们无法证明“如果蒋介石守住大陆，朝鲜战争一定不会发生”。历史不存在这种可以验证的实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1949年中国大陆共产化，使苏联、北朝鲜和后来参战的中国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战略环境。因此，“谁丢掉了中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党争。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以后几十年不断重复的问题：美国为了避免支持一个存在大量问题的盟友，是否有时低估了这个盟友垮台以后出现的力量真空？
二、肯尼迪与吴庭艳：美国亲手参与拆掉自己的支柱
如果说中国内战的结果有大量中国自身因素，那么1963年的南越就更加直接。吴庭艳不是美国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家。他实行威权统治，家族政治严重，佛教徒危机又进一步损害了他的政治基础。肯尼迪政府因此越来越不满，希望南越出现一个更有效、更受欢迎的政府。问题是，美国最终做了什么。美国官方历史文件已经明确记载，肯尼迪政府对推翻吴庭艳的军事政变给予了默许。吴庭艳随后不仅被推翻，而且被杀害。美国并没有直接下令处决吴庭艳，因此把这件事写成“肯尼迪命令杀死吴庭艳”并不符合现有档案；但说华盛顿为推翻这个盟友打开了政治绿灯，则有充分史料依据。
华盛顿显然认为，换掉吴庭艳以后，南越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率、更容易合作的政府。结果却恰恰相反。吴庭艳死后，南越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而是进入连续政变和政治动荡。美国随后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一个很难相处但能够维持基本政治秩序的盟友被除掉了，而美国却没有准备好能够真正替代他的政治力量。这恰恰是以后美国外交不断出现的危险思维：只看到现任盟友有什么问题，却把“推倒以后怎么办”当成第二个问题。
可在外交中，第二个问题往往比第一个更重要。
三、南越不是先输掉战争，美国才离开
越南战争后来形成了另一种常见叙述：美国在战场上失败，国内人民厌倦战争，因此撤军；南越失去美国保护以后自然垮台。这个叙述只说对了一部分。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以后，美军已经基本退出越南地面战争。此时真正决定南越还能维持多久的，不只是战场，还包括美国是否继续提供武器、弹药、燃料和空中支援。而这时美国国会已经长期由民主党控制。第93届国会（1973—1975）众议院有243名民主党议员、192名共和党议员；1974年水门事件后的选举更使民主党优势大幅扩大，第94届国会众议院达到291名民主党议员对144名共和党议员。参众两院也都由民主党掌握。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背景，因为国会控制预算。福特政府为1975财年申请14.5亿美元南越军事援助，国会最终拨款只有7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当时的内部评估非常严厉：这一水平可能使南越陆军的总体能力降到1974财年的约40%，空军降到约5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南越最后的失败不能简单描述成“战场上打不过，所以美国不再支持”。更准确的顺序是：美国先撤走主力作战部队，国内反战力量随后进一步限制美国重新介入的可能，国会又压缩南越援助，最后北越在美国已经没有政治意愿重新参战的条件下发动总攻。
南越当然存在腐败、指挥失误和内部政治问题，这些因素都不能忽略。但是一个长期按照美国军事体系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弹药、燃料、空军零件和后勤体系突然大幅减少以后，其作战能力下降也绝非偶然。所以1975年白宫主人虽然是共和党总统福特，但如果仅仅以此证明“南越陷落与民主党无关”，就忽略了美国宪政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总统能够要求援助，真正决定钱能不能花出去的是国会。
四、美国国内反战，改变了战场上的计算
越南战争还有一个更深的教训：民主国家的战争不仅在前线进行，也在国内政治中进行。到1970年代，美国社会的反战情绪已经极其强烈。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不愿继续投入越南，美国政府内部文件甚至明确把持续的反越战情绪列为外援支持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越当然能够看到这些变化。因此，真正发生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军事循环：战争拖延导致美国国内支持下降；支持下降导致援助和军事承诺减少；承诺减少反过来改变北越对战争成本和美国重新介入可能性的判断；这种判断最终又影响战场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仅仅用“美国打输了越南战争”无法完整解释1975年。美国真正输掉的首先是继续战争的国内政治意愿。战场上的结局随后才发生。
五、卡特又把同一种问题带到了韩国
1977年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上台以后，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人权被提升为外交政策核心原则之一。美国国务院自己对卡特外交政策的总结毫不含糊：卡特拒绝继续忽视美国盟友侵犯人权的问题，并且尤其对韩国、伊朗、阿根廷、南非等国施加压力。
这个原则从道德上很容易理解。问题仍然是现实政治。韩国当时面对的是拥有庞大军队的北朝鲜，而北方背后还有苏联和中国。卡特却提出在四到五年内撤出驻韩美国地面部队。美国自己的外交档案记录得非常有意思：这一决定不只是让韩国担忧，连东南亚盟友也开始怀疑，美国是不是又准备重复越南战争之后的撤退模式。美国官员在报告中记录，有亚洲官员把这种担忧概括成：先给盟友一阵援助，然后“walk away”。
卡特政府当然也强调，撤军会是渐进的，美国仍会维持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并加强韩国军队装备。因此，不能说卡特准备“放弃韩国”。([美国历史网站][6]）但问题仍然值得追问：为什么美国刚刚经历西贡陷落不久，就再次向亚洲盟友发出了可能减少军事承诺的信号？
亚洲盟友当时已经替美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担心的从来不仅仅是韩国，而是美国是否正在形成一种外交模式。
六、巴列维：对盟友的缺陷看得很清楚，对后来者却判断失误
伊朗可能是这种矛盾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绝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美国自己的情报和外交文件也认为，巴列维高度集中权力，压制政治竞争。卡特政府因此把人权压力施加到伊朗身上，这与卡特整个外交理念完全一致。美国国务院今天对卡特政府的历史总结仍明确指出，其人权外交特别针对韩国和伊朗等盟国。
但这里必须把历史事实说清楚：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卡特“扶植霍梅尼”，也不能简单地说卡特命令巴列维下台。伊朗革命有深刻的国内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原因，美国政府内部在革命期间实际上也存在严重分歧。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政策结果。一个虽然威权、但坚定亲美、与美国安全体系高度合作的伊朗消失以后，接替它的不是一个更自由、更民主、更亲西方的伊朗，而是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革命成功几个月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52名美国人被扣押444天。
因此，对卡特政策最有力的批评不是“他创造了伊朗革命”，而是：美国政府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一个盟友为什么不符合美国价值观，却没有能力确保这个盟友倒台以后出现的制度会更符合美国的价值和利益。
从结果看，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战略代价。
七、为什么这种模式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民主党主导时期？
把蒋介石、吴庭艳、1970年代的南越、朴正熙时期的韩国和巴列维放到一条时间线上，就会发现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共同点：民主党政治传统中的一部分外交思想，更倾向于把人权、政治改革、反殖民、限制军事介入以及降低海外战争成本放在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这些价值本身并非没有正当性。问题在于，当这些原则面对冷战时期极其残酷的现实选择时，它们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政策偏差：对盟友的缺陷极其敏感，对敌人的性质却容易采取一种更加乐观的判断；非常担心支持一个威权盟友的道德成本，却可能低估这个盟友垮台之后的战略成本。
吴庭艳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死并没有给南越带来自由民主；巴列维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倒台也没有给伊朗带来自由民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国大陆后来建立的制度显然也不是华盛顿1940年代自由派所希望出现的西方式民主。
这才是这些案例真正令人警惕的共同点。“不完美”并不意味着替代者一定更好。外交政策尤其不能把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忘掉。
八、美国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模式不能无限扩大。民主党并不是美国每一次外交失败的唯一责任方，共和党政府也犯过严重战略错误。尼克松推动美国从越南撤军；美国后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战争也跨越两党政府。卡特本人还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这是其外交生涯中公认的重要成果。
所以，历史并不能支持一个简单命题：“民主党外交必然失败，共和党外交必然成功。”但历史确实支持另一个更具体、也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在二战以后美国若干次最严重的盟友危机中，民主党总统或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如此频繁地成为削弱美国既有盟友政策的推动力量？
1946年的中国军火暂停，1963年肯尼迪政府对吴庭艳政变的态度，1974—1975年民主党国会对南越援助的削减，1977年卡特的韩国撤军计划以及对伊朗等盟友的人权压力，并不是后来者为了党争拼凑出来的故事，而是可以在美国政府自己的历史档案中找到的政策记录。
真正的历史教训因此并不是美国应该无条件支持任何一个自称反共、亲美的政权。盟友如果腐败、残暴、失去社会基础，美国当然必须考虑风险。但在决定抛弃一个盟友以前，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必须回答：替代他的究竟是谁？如果答案不知道，或者答案可能是共产党政权、伊斯兰革命政权以及其他更敌视美国的力量，那么“摆脱一个不完美的盟友”就未必是一种进步。它可能只是把一个已经知道的问题，换成一个更大的问题。
回望过去八十年的美国外交史，蒋介石、吴庭艳、南越、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和巴列维留下的共同警告也许就在这里：外交不是寻找完美朋友的道德竞赛，而是在一个充满不完美选择的世界里判断，究竟哪一种结果对本国以及整个战略体系代价更小。
一个大国最昂贵的错误，有时不是选择了一个不完美的盟友。而是因为嫌他不够完美，亲手削弱了他，最后才发现，站在他原来位置上的人远比他危险。